历史似乎是越来越不好读了，且不说“后现代”的将历史“碎月化”的解构历史，便是读历史技术的越来越“现代”，足可以让人在历史面前无所适从。刘泽华教授虽自称是“马克思主义者”，但他既不“现代”，更不“后现代”。但这样倒成全了他的学术个性，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读法，也就成为了一种别样的读法。
《中国的王权主义》正是这种别样读法的集中体现。作者如此读中国历史，已经有20多年了，就像鲁迅先生读历史读出了“吃人”一样，刘泽华先生读出了“王权主义”。这个“王权主义”，既不是指社会形态，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，在刘先生的读法里，乃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。具体说来，“王权主义”又可分为三个层次。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，在这个系统里，一切权力机构都是王的办事机构或派出机构；王的权力是至上的，没有任何有效的、程序化的制衡力量，王的权位是终生的、世袭的；王的权力是无限的，时间上久永，空间上无边，王权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它要管什么，就可以管什么；王是全能的，统天、地、人为一体，所谓“大一统”。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。王权———贵族、官僚系统既是政治系统，又是一种社会结构系统、社会利益系统，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为一体。这个系统及其成员主要通过权力或强力控制、占有、支配大部分土地、人民和社会财富。这个系统在社会整个结构系统中居于主要地位，其他系统都受它的支配和制约。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。在观念上，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，各种思想，如果说不是全部，至少是大部，皆可归结为王权主义，举凡为学人普遍津津乐道的人文思想、道德理想、民本主义、天人合一，以及作为传统思想枢纽性概念的“道”、“圣”，等等，无一不可与王权主义勾联起来，它们都浸染了太多的王权主义精神。
于是，在作者的读法里，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“王权支配社会”，或者说，一部中国古代历史基本上是一部“王权主义”的历史。若单就思想史而言，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，而王权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旨。这种读法不是“经济决定派”的读法，因为在作者看来，传统社会里，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，而主要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，也就是说，王权作为一种特殊存在，既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。自然，这种读法更不是各种“复兴儒学派”的语法，刘先生说：“现在有些学者离开具体历史内容大谈‘天理’、‘心性’，使人如坠十里云雾，我期期以为不可也”，这显然是有所指的，作者在如此解读中国历史时，恐怕早已将诸种形形色色的“复兴儒学派”列为了对话的对象。
刘教授20多年阅读中国历史，其间的呕心沥血自不待言，让他感受最深的竟是“吾道也孤”的孤冷，这不能不叫他涌上些许的悲哀。好在他是倔强的，这种倔强源于他对自己读法的一贯自信：“我的看法离历史真实不远！”这种倔强同样源于一种“要从历史中走出来”的信念，“如果说我这些说古的文章有什么蕴意的话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：要从历史中走出来！”刘先生这样夫子自道时，也已凸显了一个思想者的姿态。
（《中国的王权主义》，刘泽华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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